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奖典礼将于十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获奖者是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卡尔·迪塞尔罗斯、彼得·黑格曼和格奥尔格·纳格尔，他们因在光遗传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而受到认可。新闻稿中提及了“光控离子通道及光遗传学的发现”，令人期待。然而，在这一瞬间的荣光背后，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被频繁转发，文章的主角是潘卓华。尽管他未能入选获奖名单，许多神经生物学家对此人的名字并不熟悉，这篇文章却引发了深思：倘若以“谁最先成功”为标准，这项应属于潘卓华的辉煌为何被遗忘？
故事要追溯到十多年前。2003年至2006年间，潘卓华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医学院担任一名并不知名的教授。他的研究方向十分冷门，致力于利用光敏蛋白重建视网膜中的视觉通路，意在激活幸存的神经元来替代已损坏的感光细胞。今天看来，这项工作似乎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却显得极具争议。主流神经科学家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药物和电刺激对神经元的干预上，鲜有人考虑将藻类中的光敏蛋白“植入”哺乳动物神经元并用光来驱动它们。
尽管如此，潘卓华并未止步于理论构想。他与合作者迪日霍尔共同努力，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引入培养的神经元中并进行光刺激，实验结果令人振奋——神经元成功被激活，显示出光或许能够成为介入人类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利器。2006年，潘卓华的团队在啮齿动物身上完成了在体实验，这一成果被视作全球首次验证“光遗传学恢复视力”的潜力。然而，这一切对于世界而言却几乎是隐秘的。
尽管潘卓华曾尝试发表相关研究成果。2004年11月25日，他和迪日霍尔将论文递交给《自然》杂志，却遭到冷淡的回应， редактор们建议他们转投更专业的《自然·神经科学》。转投后半个月，还是收到了拒绝的反馈。随后的投稿之路同样曲折，尽管一位审稿人对文章表示肯定，仅提出了一些微小的修改建议，但大部分审稿人的审查意见却令潘卓华倍感挫败：“野心太大”“内容初级”“不具吸引力”。这些评语在多年后读来依旧让人感到寒心，所指的“野心”竟是在于将Channelrhodopsin应用于视力的恢复上。
失望之余，潘卓华不得不不断修改论文，同时寻找其他发表机会。2005年5月，他参加了一场在佛罗里达州举办的视觉科学会议。在演讲期间，他以简洁的十五分钟总结了他在神经元中应用Channelrhodopsin激活视网膜细胞的研究，然而观众反应冷淡，似乎无人意识到这段陈述将成为光遗传学争议中的重要核心。最终，论文在2006年经过小修后刊发于《神经元》杂志，此时距离潘卓华首次用光点燃神经元已经过去两年多。
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的迪塞尔罗斯和博伊登的团队也在几乎同一时间发表了与潘卓华相似的成果，利用Channelrhodopsin作为普遍的神经元调控工具推动全神经科学的研究。这一切的根本相似性激起了讨论，潘卓华向《自然·神经科学》的编辑询问为何自己的论文被拒，而它们的却获批准。编辑解释道，没有本质性的技术创新使得两篇论文的对比显得不平等，而博伊登的研究则被包装成适用于整个神经科学领域的手段。
命运往往在细节中显现。值得一提的是，在专利方面的较量也十分耐人寻味。由于潘卓华在2005年会议上发表的摘要早于对手，迪塞尔罗斯和博伊登的多次专利申请被拒，最终签署了一份声明以证实自己早就在潘的摘要之前着手进行相同的研究。直到2016年3月，相关专利才正式获得批准，时隔十年。在2016年的一篇报道中，“谁最先发明光遗传学”成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潘卓华的成功或失败伴随着审稿评价的字眼。与此同时，曾经的评语“野心太大”如今被认为是一种对他前瞻性最荒谬的讽刺。
然而，将诺贝尔奖的缺席单纯归结为“不公正”，显得过于简单。诺贝尔的评选并不仅仅是“谁先想出”的逻辑。评委会所依据的是“公认、可验证、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这意味在历史节点上，谁的工作受到了验证和认可，谁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引用，才是最终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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